课堂上,一直着重讲述王韬的《循环日报》,和他的政治理念,对他那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,甚少置喙。无他,嫌太风花雪月和不文而已。但对他这方面的研究自认亦有些心得,在前几年一个研讨会上,宣读了一篇《冶游无悔:王韬早年的社会生活》。主要是反驳了一些学者对他的误解。如内地的张海林:
「(王韬的)正统华夷观,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事业的困顿,使他陷入了精神的苦闷。......悲之大,愁之深,心理倾斜之严重,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......王韬需要找到一条排解愁鬱的管道。他找到了醇酒妇人。」
又如台湾的姚海奇:
「生性甚狂,目空馀子,每易为人暗中簸弄,加上时运不滞,故致仕途不遂,因而常思买醉黄垆,寄情青楼,忧患度其馀生。」
根据我的研究,「买醉黄垆」、「寄情青楼」,实是他秉具中国传统文人诗酒风流的特性。只要证之他在乡间的情史,和赴试金陵时,即初尝狎妓之乐,自此勾出他「好女人」的本性来;将他说成是「仕途不遂」、「事业困顿」、「精神苦闷」,而以酒色来解闷,显非事实。
近读一部书,《易代文心: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赓续与新变》(吕文翠著,台北:联经出版,2016年),对王韬这「德性」,便有深入的鑽研。吕文翠指,王韬受清.余怀记述秦淮河畔青楼文化的《板桥杂记》影响,而写出《海陬冶游录》。不错,王韬虽仿余体,而内容不少却是他的亲身涉豔。
吕文翠说,一八七九年王韬因《普法战纪》一书,名满东瀛,受邀访日,游览诸名山胜境,「更与众多新旧派仕绅菁英聚谈冶游,诗文赠答往还」;最特别的还是,王韬依循日文人成岛柳北的汉文著作《柳桥新志》所载的豔迹,浪游一番,为他在畅游东京著名的风月区新桥、柳桥时,提供了按图索骥「殊乡风月」的门径。他写的《柳桥豔迹记》,「即是柳桥青楼风月的全景式描绘,文中多处段落与成岛柳北《柳桥新志》初编文字雷同。」
可见王韬对柳桥豔游、对成岛柳北的描绘,深有体会。
成岛柳北家,世代为幕府儒官,自幼熟读儒家经典,通汉文。明治维新后,终生不仕新朝。明治十年(一八七七)创刊《花月新志》诗文杂志,专载花月风流韵事。成岛柳北与王韬同一时代,两人性情相同,但王韬虽得睹成岛柳北著作,但两人是否得晤,一同挽臂同游,畅饮拥美,诗文唱和,惜无文献可证。
王韬浪迹内地香港日欧美,是他的本色,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固习。吕文翠说他「文人积习犹深,冶游嗜癖不减」,这一点,与我「英雄所见」。
吕文翠这书,有两章述及张爱玲的:「香港的文学『易』代——从王韬到张爱玲」、「五评《红楼梦》,三弃《海上花》?——张爱玲的人情文学系谱」,俱值得一看。 文章来源 :新锦江娱乐:www.xjj6789.com